达尔文是英国最的生物学家，从小就对生物学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他参加了英国皇家组织的一次环球航行，使他有机会对全球各地的不同生物有了一次详尽的考察。在五年环球考察旅程中，他对沿途的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观察和资料采集。后来回国后，他经过大量的研究，科学的分析。逐渐形成了生物进化的观点，并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科学界的《物种起源》。恩格斯将他的观点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然而就在他的《物种起源》出版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1858年6月18日，就在达尔文的研究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收到华莱士的一封信，信中附着一篇他自己的论文。华莱士也是一位生物学家，与达尔文私交甚好，达尔文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非常赏识。此时的华莱士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这篇随信的论文就是他在考察途中写的关于生物进化论的文章，想请达尔文审阅，如果有价值，就让他转给地质学家赖尔帮忙发表。此前华莱士知道达尔文也在进行生物进化方面的研究，但是具体的细节，他并不清楚。

　　达尔文看到了这篇论文之后，感到非常震惊。这篇论文的观点竟与自己研究二十多年的结论惊人地一致，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过“自然选择”这个概念，但是文章论述的生物进化机制与自己的学说不谋而合。

　　原来，华莱士在南洋的马六甲岛进行科学考察时，患病休养期间，他想起了自己曾经读到过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启发，结合自己的研究从而得出了“最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于是他就写成了《沦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的论文寄给了达尔文。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成果非常注重首创性和首发权，科学家们为了一些研究观点，彼此钩心斗角，争名夺利，相互打压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时候还因此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与其他的研究者不同的是，达尔文非常重视后辈的这篇辛勤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将华莱士的这篇论文按照其意愿转交给了赖尔，建议立即发表，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却只字不提，而让华莱士一个人获得这项荣誉。

　　赖尔以及当时的植物学家胡克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论的手稿，他们深深地为达尔文的气度所折服，他们建议两个人同时公布各自的研究成果。达尔文对此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对华莱士不公。

　　经过赖尔和胡克多次劝说，达尔文才将1842年的部分手稿和华莱士的论文于1858年7月1日交与林耐学会。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起被宣读，并且同时发表在当年的林耐学会学报上。这些，华莱士都一无所知。

　　后来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把准备多年的手稿压缩到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在1859年11月出版了《物种起源》，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达尔文认为是华莱士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的生物学观点，他郑重地把华莱士当成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立者，让其共享这个研究成果。

　　然而事实上，华莱士的观点虽说与达尔文的学说有些相似之处，但是有些论述还是跟达尔文的观点有所区别的。华莱士对能与达尔文共享荣誉，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他很清楚，自己的论述还很粗浅、简单，只有达尔文才能用如此丰富、确凿的论据和雄辩的逻辑力量来证明生物自然选择学说的正确性，并使生物进化论观点在与顽固的神学论观点激烈的交锋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不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不会被人们所认可，自己也不可能在学术界有如此高的地位，因此他总是把自然选择学说荣耀地归功于达尔文，并把它尊称为“达尔文主义”。

　　回到英国后的华莱士与达尔文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两个人成为亲密的朋友。达尔文没有因为华莱士的身份低微而在意，不仅在学术上对他大加推崇，还经常接济出身贫寒的华莱士，而且还极力说服英国政府给华莱士提供丰厚的资助，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让他能潜心研究。

　　正是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彼此谦让和通力合作，生物进化论学说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得到了极大的传播。

　　华莱士也成了达尔文学说主要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在达尔文死后的数十年间，学术界对达尔文学说进行了如潮般的批评，华莱士孤独而坚定地奋力应对。并在1889年出版了《达尔文主义》一书，他的努力使“达尔文主义”度过了漫长的暗淡时期，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达尔文学说重又大放异彩。